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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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性创新——以IMEC在集成电路领域创新实践为例

柳卸林常馨之董彩婷

2021, 42(09): 3-18.

摘要 ( 274 )

在中美科技经济脱钩现状下，如何摆脱高技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是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高技术产业突破性创新是增加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核心技术跨越发展的关键。基于此背景，试图探索如何利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核心作用，实现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并构建符合突破性技术本质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帮助我国企业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文章围绕集成电路产业的突破性创新，以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在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识别、协同共生和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了建立信任关系、搭建桥梁、设立专有制度、构建联盟、以及驱动知识转化作用。这些核心作用有助于解决我国创新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核心技术垄断和科技成果转化难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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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院所改革政策工具选择变迁研究

王福涛蔡梓成张碧晖张天昀

2021, 42(09): 19-35.

摘要 ( 139 )

中国科研院所改革历时多年，其政策过程障碍有待明晰。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选择变迁反映政策演化逻辑，优化政策绩效的关键在于政策工具选择与政策目标适配。对1984—2018年间中央与30个副省级以上地方政府发布的770件科研院所改革政策文件进行内容分析，通过频数统计描述政策工具选择特点与变化，借助政策主题共词聚类分析解释其成因。研究发现，中国科研院所改革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政策工具选择均历经由行政工具向市场工具转变。因产权制度以及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市场化改革受阻，技术交易、税收优惠等市场工具未能充分使用，未能完全适配政策目标。籍此相应提出突破产权制度改革瓶颈，推动统一开放的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强化事前事中税收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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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研发者中间人角色变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汤超颖王安董品华

2021, 42(09): 36-51.

摘要 ( 136 )

关键研发者中间人角色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是技术创新管理领域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关键研发者的中间人角色处理变动之中包括三类联结内外部组织的中间人角色（联络人、咨询人、守门人）和两类只涉及内部组织的中间人角色（协调人、桥接人），这些角色的变化将影响企业外部知识获取、知识内部传递与内部异质知识整合，因此其中间人角色变化将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此外，由于企业知识基础多样性影响外部知识吸收能力，企业研发人员合作稳定性影响知识在企业内的传播和共享，因此知识基础多样性和合作稳定性将调节内部中间人角色变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关系。通过对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中17家人工智能企业2002—2019年间的10216个发明专利的申请数据的分析后发现关键研发者联络人、咨询人、守门人和桥接人变化均正向影响企业探索式创新，企业知识基础多样性和研发人员合作关系稳定性对关键研发者守门人、桥接人变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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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创新水平关键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识别——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朱桂龙赛夫秦梓韬

2021, 42(09): 52-70.

摘要 ( 135 )

以往研究分析了许多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因素，但更多是孤立地分析单个因素的作用效果，缺乏对不同因素之间协同联动所产生的组态效应的关注。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方法，运用201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Furman的区域创新能力框架，研究高（非高）区域创新水平组态、组态解时间演变趋势和空间情境差异，分析区域创新的发展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1）产生高区域创新水平的组态类型为：产业主导下的知识基础促进型、产业主导下的研发投入促进型、风险投资缺失下的创新要素弥补型。导致非高区域创新水平的可能原因包括创新基础缺失、创新环境联系质量不足、产业集聚程度不高等。（2）随着时间演变，高区域创新水平组态表现出主导型、促进型、替代型、软化型等不同类型，正是区域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创新发展路径的反映。（3）东部和中西部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分别是创新基础和产业集群，而联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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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促进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

李井林阳镇陈劲崔文清

2021, 42(09): 71-89.

摘要 ( 355 )

企业如何基于可持续发展导向通过企业创新实现对多元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创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ESG是关于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在企业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理念，但是如何基于全新的可持续理念重塑企业的创新过程为企业绩效带来竞争价值的内在机理依然缺乏研究。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及企业创新在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绩效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以及行业环境敏感性对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2）企业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在企业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存在中介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高环境敏感性行业企业的ESG表现及其3个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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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事件与创新组织知识—关系网络互动机理研究

刘景东魏龙肖瑶

2021, 42(09): 90-106.

摘要 ( 461 )

破坏事件作为组织负效应的研究分支被组织创新领域研究广泛关注，近期关于创新理论与组织非契约治理方面的研究认为，破坏事件的发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组织适应性；另一方面，前期社会网络研究认为其网络节点仅仅具备一个性质且节点本身的属性多为同构，然而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基于网络节点的不同性质一个组织内至少有两个关于创新的网络：研究者构成的社会网络与知识元素构成的知识网络。由此研究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与分析系统2014—2017 年人工智能产业专利数据信息构建在知识—关系网络双重结构特征的情境下破坏事件对组织适应性的不同影响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知识—关系网络结构洞与中心性对破坏事件与组织适应性的促进作用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利于理解不同类型网络结构特征下破坏事件促进组织柔性提升组织竞争力的原因，并为企业如何利用知识—关系网络解耦结构在组织变革中存活与提升组织适应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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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创新贡献价值测度的群体细分模型及管理策略

王玉杨倩王媛吴嘉聪

2021, 42(09): 107-121.

摘要 ( 65 )

用户创新社区是企业获取相关产品创新信息的重要来源。在用户创新社区中，用户是信息的创建者、知识的分享者和创意的提供者，对用户进行区分，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激励不同的用户以促进他们在社区中分享知识和提供创意。为了帮助企业有效管理社区用户，针对现有研究对用户所发帖子文本信息所含的价值关注不够充分的不足，综合用户贡献内容价值和互动关系价值两个维度分析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在线用户对企业的贡献价值。构建用户创新社区用户贡献内容的加权知识超网络，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用户掌握的核心知识量，对用户贡献内容价值进行量化评估；构建用户创新社区互动关系的加权知识网络，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用户在互动关系加权网络中的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对用户互动关系价值进行评估。在用户贡献价值测度的基础上，选取发帖数量、发帖内容的核心知识价值总量、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4个指标，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构建多维分类矩阵模型。最终以华为手机社区为例对构建的群体细分模型进行验证，得出核心用户、主动贡献者、被动贡献者、社交用户、信息获取者和潜水用户6类用户角色，并为企业对用户创新社区的用户进行分类管理提供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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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吴建祖华欣意

2021, 42(09): 122-142.

摘要 ( 163 )

绿色创新战略；注意力基础观；组织冗余；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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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强制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宋锟泰张正堂赵李晶

2021, 42(09): 143-161.

摘要 ( 78 )

组织公民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组织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还存在一种强制公民行为，该行为存在诸多不良影响。然而，对于强制公民行为的前因研究十分匮乏。已经被证实能够引发组织公民行为的因素是否也会引起强制公民行为？现有研究并不能做出回答。以服务型领导为切入点，基于JD-R模型的研究视角，探讨服务型领导对强制公民行为的影响、公民压力和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以及特质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以21家企业的248名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三阶段调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对强制公民行为并无显著的直接影响；公民压力正向中介了服务型领导对强制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负向中介了服务型领导对强制公民行为的影响；特质调节焦点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公民压力、组织支持感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压力和组织支持感在服务型领导与强制公民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即促进型调节焦点高的个体，组织支持感的路径作用更强，公民压力的路径作用更弱，防御型调节焦点高的个体，公民压力的路径作用更强，组织支持感的路径作用更弱。此外，模糊集定性分析的结果同样证实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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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追随力为何以及何时对领导效能产生影响——团队冲突的新视角

屠羽吴维库

2021, 42(09): 162-180.

摘要 ( 104 )

追随力被普遍认为是实现领导者与团队目标的重要积极因素，但随着员工工作价值观与组织架构的改变，团队追随力对员工行为与领导效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团队追随力在何种条件下通过怎样的机制对团队层面的主动性行为和领导效能产生消极影响？为回答这一问题，引入竞合理论对团队追随力引致的团队内竞争与合作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了理论模型。对通过四阶段纵向调查有效获得的336对领导者—下属配对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理论假设。研究发现：（1）团队追随力同时引致了团队成员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二者均显著中介了团队追随力影响近端主动性行为的过程；（2）团队氛围、团队冲突与主动性行为循序中介了团队追随力对远端领导效能的显著正向、负向影响；（3）团队冲突调节了团队氛围对团队追随力与主动性行为间的积极间接影响，当团队冲突水平较低时，这一传导路径得以有效存在，而当团队冲突水平较高时，团队氛围的积极间接影响被减弱甚至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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