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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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旭

2022, 43(04): 3-20.

摘要 ( 40 )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城市协调发展是中国“十四五”期间重大战略举措。基于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地理学理论，构建了“工业化—城市化—创新极化”的理论模型，深入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创新极化对城市化的作用以及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极化带来的挑战和战略选择。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化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初步探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外资引进助力城市创新和核心城市的创新极化发展4个阶段。现阶段创新极化驱动城市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出现区域创新不协调、创新要素不均衡、呈现区域固化态势等问题。在全面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创新极化带来的挑战，未来城市创新的战略选择包括：基于生态位打造城市错位发展，基于产业集群打造创新集群，基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创新，基于城市自身优势应对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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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驱动创新联合体建设的探索：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例

王巍, 陈劲, 尹西明, 郭梦溪

2022, 43(04): 21-39.

摘要 ( 50 )

创新联合体是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进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但现有研究缺少对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驱动创新联合体建设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更鲜有研究关注如何在缺少科技领军企业的中西部地区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地构建创新联合体。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研究对象，分析归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驱动创新联合体建设的基本架构和过程模式。结果发现，创新港搭建了“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整合式架构，通过“一个循环、两大特色、三位一体、四大板块”整合式推进区域性、研究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了整合式创新理论视角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驱动的创新联合体如何实现融通创新、助力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模式、政策启示和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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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如何影响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基于价值共创视角的案例研究

袁婷, 王世斌, 郄海霞, 王梅

2022, 43(04): 40-56.

摘要 ( 27 )

随着创新范式演变和数字化转型，以官产学为主体的三螺旋结构在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连通性——价值共创。以旧金山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为案例，从价值共创视角重新审视了大学如何促进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结果表明：（1）大学通过价值主张—匹配行动—吸引成员—协调结构促进生态系统成员链接和关系适配进而推动其演化；（2）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演化遵循价值共创的逻辑，是以共同价值主张为主导，在价

值共创机制的协调下由参与者和其活动形成价值共创结构，并在外部环境的反馈循环中不断迭代、演化；（3）大学在传统育人和科研功能的基础上被赋予了价值共创的新重点和不可复制的粘合点作用，经历了从发起价值共创、促进价值共创到参与价值共创的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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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创业成长进化的知识积累机制——基于比较纵向案例的发现

陈芹芹, 张胜

2022, 43(04): 57-74.

摘要 ( 26 )

学术创业已成为当今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潮流，但针对学术创业的成长进化问题，现有文献并未清晰地指出走向成功的创业进化路径。基于知识视角，对比工业制造、软件服务和工程建造3个领域的学术创业案例，结论发现：学术创业聚焦创建“熊彼特租金”，遵循自主学习积累“用户知识—工厂知识—资本知识”的进化顺序，能够有效跨越创业陷阱、实现创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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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转让网络中结构洞占据者识别及角色演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研究

何喜军, 吴爽爽, 武玉英, 庞婷

2022, 43(04): 75-94.

摘要 ( 30 )

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转让网络具有密度小、转让关系稀疏、局部聚集等特征，结构洞丰富。网络中的结构洞占据者通过桥接供需主体和不同社区，促进转让关系形成和网络演化。识别SHS并探究其角色及演化规律，可为网络治理提供决策支持，以助力GBA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识别SHS的FSBCDM-W方法，并以GBA主体间专利转让网络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GBA专利转让网络演化中的规模以及技术知识多元化水平主要由SHS_O类型节点驱动，网络社区内技术领袖的形成以及技术知识的专业化水平主要由SHS_DMU类型节点驱动；（2）GBA内由SHS_DMU驱动的利用式创新是主要转让模式，但由SHS_O驱动的探索式创新的转让模式在网络演化中发展较快；（3）GBA内高科技企业SHS以创新驱动为主，运营类企业SHS以交易驱动为主；（4）

GBA内高科技企业SHS多通过输入社区外的技术知识以开展探索式创新，并通过技术输出实现由社区内向社区外的技术引领与辐射；运营类企业SHS 多通过扮演顾问和联络人角色促进主体间技术转让，提升网络交易的活跃度；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SHS的能力较弱，金融机构在专利转让网络中的参与度不高。基于SHS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转让网络治理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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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相生，因势而变：标准与专利协同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研究

孙成, 崔维军, 陈光, 吴杰

2022, 43(04): 95-116.

摘要 ( 34 )

基于知识管理理论，以2014—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对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有效性的调节效应，以及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地区，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随着行业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市场势力与创新质量在标准与专利协同行为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专利申请和标准制定在其中一方促进企业绩效的机制中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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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式创新对高技术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知识范围与知识平衡的调节作用

冯文娜, 陈晗

2022, 43(04): 117-135.

摘要 ( 29 )

组织韧性是企业成功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突发负面环境事件的组织能力。从“施用累能”的能力演化原理出发，溯源引致组织韧性的实践活动，回答企业长期从事何种活动能够促使其获得韧性能力的问题。将企业能力理论与知识基础观相结合，在考虑创新二元性的基础上，明确特定知识范围与知识平衡结构下企业长期从事利用式创新活动与探索式创新活动对组织韧性形成的作用，同时，就企业创新战略安排与有关重大变革的知识管理经验所造成的环境差异对组织韧性构建机制的差异化影响进行讨论。通过对350份高技术企业调查数据的检验，证明长期从事二元创新活动可帮助企业构建包括预期能力、应对能力与适应能力在内的组织韧性，且由知识范围与知识平衡所构成的知识资源条件正向调节二元创新活动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证明，企业创新战略的二元平衡性越高，越有利于增强知识资源基础对二元创新活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即平衡的二元创新战略促进范围广泛、分布平衡的知识资源基础的形成，从而更利于企业通过二元创新活动生成组织韧性；同时，重大变革知识管理经验越丰富的企业，越注重广泛而平衡的知识资源基础的搭建，因而更有利于促进二元创新活动特别是探索式创新活动对组织韧性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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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落差强度和持久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肖书锋, 王可昕

2022, 43(04): 136-155.

摘要 ( 26 )

探索式和利用式的创新战略选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拓展期望落差的概念内涵，探究期望落差的不同维度对探索式创新的多重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以2008—2016年中国A股582家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一方面，期望落差强度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市场丰裕度削弱以上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期望落差持久度抑制企业探索式创新；政府研发补贴削弱期望落差持久度的抑制作用，而市场丰裕度增强期望落差持久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处于期望落差状态的企业调整创新战略的动态过程，刻画了期望落差强度和持久度在战略决策中的差异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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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澎湃就能无所畏惧？——发明激情和发展激情对创业失败恐惧的影响研究

周郴保, 赵文红, 舒成利, 武镇

2022, 43(04): 156-173.

摘要 ( 36 )

创业失败恐惧会让创业者严重负累，因此如何有效抑制创业失败恐惧成为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角色身份理论和Timmons创业模型，构建发明激情和发展激情与创业失败恐惧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266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创业者的发明激情和发展激情均负向影响创业失败恐惧，但发展激情的影响程度更大；竞争强度削弱了发明激情对创业失败恐惧的负向影响，但增强了发展激情对创业失败恐惧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增强了发明激情对创业失败恐惧的负向影响，但对发展激情与创业失败恐惧之间关系的削弱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表明，创业者创业激情的培育与呵护应受到高度重视，进而有效发挥其对创业失败恐惧的抑制作用。同时，创业者还应密切关注市场竞争强度，重视学习以发挥教育的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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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过剩感对员工创造力的内在机制研究——基于资源保存视角

林世豪, 李漾, 黄爱华, 裴嘉良

2022, 43(04): 174-192.

摘要 ( 59 )

组织引入高资质员工，希望其发挥创造力以促进组织可持续发展，但现有研究表明，资质过剩员工并不总是能发挥其创造力。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围绕“资质过剩感与员工创造力”这一存在争议的话题展开了探讨，重点揭示资质过剩感对员工创造力的微观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来自珠三角地区18家企业共455 份主管—下属配对的三阶段调查数据，探究资质过剩感对员工工作重塑以及创造力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对工作重塑具有倒U型影响，并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倒Ｕ型影响；心理授权调节了资质过剩感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以及资质过剩感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当心理授权水平较高时，较低资质过剩感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增强，而较高资质过剩感通过工作重塑对员工创造力的抑制作用会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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