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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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晖, 侯剑华

2022, 43(10): 3-10.

摘要 ( 80 )

马凯（Alan Lindsay Mackay）作为贝尔纳科学学的学派传承人和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科学学研究和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马凯分别于 1985 年、1987 年、1998 年和 2000 年先后四次访华，不仅给中国科学学届带来了重要的科学学思想，还为推动东西方学术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马凯学识渊博，涉猎广泛，他严谨、谦虚、风趣的学术品格，对科学学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思考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中国科学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马凯的四次访华为推动中国科学学研究和实践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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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学再到显学——刍议科学学学科的责任

周频, 崔林蔚

2022, 43(10): 11-16.

摘要 ( 42 )

中国科学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科技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与科学学的研究有关；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上都可以看到科学学活跃的身影，科学学是为改革开放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学科。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一代学人创造了研究会的“黄金时期”，科学学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显学。这些年来，学科的事业繁荣了，但也潜藏着危机。今天，中国科学学再度成为显学，2021 年 12 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入选“中国特色一流学会建设项目”的名单。科学学作为新时代的显学，应该有一流学会的学科责任，面对时代抛给科学学的问题，如何回答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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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破“五唯”与科学共同体的责任

李正风, 阎妍, 武晨箫

2022, 43(10): 17-28.

摘要 ( 44 )

“五唯”是我国学术评价过度依赖量化数据的概括性表述，也是当前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中难以破解的顽疾。立足于学术评价的不确定性特征及其风险，厘清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以及同行专家的地位与责任，能够为学术评价改革提供一种有效的思考视角。我国学术评价“五唯”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科学共同体的“权力”让渡，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评价与科研资源分配的过度绑定，而同行专家负责任的意识以及水平不足，进一步为“权力”让渡留下了空间，由此引发学术评价中“行政干预学术”、量化指标主导等不良后果。当前，构建“负责任”的评价体系、推动学术评价多主体协同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与边界，将资源分配权进行必要下放，同时逐级明确责任主体及其使命，使负责任的同行拥有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权力，以防止责权的错位以及不合理的“权力”让渡。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若干亟待分析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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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的历史演变与当代使命

樊春良

2022, 43(10): 29-52.

摘要 ( 38 )

根据历史研究的方法，对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开创性做了探讨，对从普赖斯“科学学”到“科学的社会研究”、再到最近美国“科学的科学”计划的科学学历史演变做了探讨，提出了对当代科学学发展的启示。结论发现：（1）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以探讨科学为社会有益发展服务为主要问题，开创了对科学社会系统进行科学分析的思路，不仅为后来的科学学产生奠定了基础，也为科技政策研究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产生奠定了基础；（2）普赖斯在科学计量学方面的研究为科学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推动“科学的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普赖斯对“科学的科学”解释存在着张力和歧义，带来一些误解和偏差；（3） 2005 年美国开始的“科技政策科学计划”是普赖斯“科学的科学”思想的复兴，在此基础上更新的“科学的科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回归贝尔纳的思想；（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思考今天科学学的使命、任务和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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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

潜伟, 李欣欣

2022, 43(10): 53-69.

摘要 ( 19 )

贝尔纳科学学传入中国，对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中国科学学学科的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追溯这段历史，介绍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贝尔纳名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论及钱学森等学者对贝尔纳科学学的接纳与吸收，从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等方面阐述中国科学学学科的建立，还谈及贝尔纳科学学传人普赖斯、马凯等对中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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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迷雾下渐行渐近的科学学

陈悦, 王智琦

2022, 43(10): 70-82.

摘要 ( 26 )

当代科学学研究呈现出了数据驱动的趋势，这与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合推动密切相关。尽管利用强大的新工具和技术来分析和理解激增的科学大数据令人备受鼓舞，但在这场数据狂欢中仍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认知和解读科学学研究对象、范围和结果。基于科学学定义与内涵的溯源，揭示科学学是以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为目的，其创生是基于马克思的“科学与社会是统一的”这一基本观点，其底层逻辑在于认识科学整体才可谋划社会发展。中国科学学基于从理论到应用的系统逻辑，涵盖科学传播和科技政策研究，具有突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一门涉及到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科学学是有前途的，其根本理由在于科学的客观性使得全球问题的解决具有可能性，其研究要义在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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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网络视角下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王巍, 李德鸿, 侯天雨, 陈劲

2022, 43(10): 83-102.

摘要 ( 57 )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驱动企业创新模式从渐进追赶向突破引领转变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大部署中更好地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然而，现有研究界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侧重点不同，尚未从技术创新发展阶段的角度对相近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使得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理论认识仍有提升空间。同时，当前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综述研究鲜有立足社会网络场域，通过区分不同网络类型，评述多重网络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致使对突破性技术创新背后网络机制的揭示不够系统。鉴于此，从技术创新形成、演进和市场化阶段出发，对相近概念进行辨析，从而厘清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从多重网络的视角，综合考虑网络类型、网络层次与网络边界的影响，区分知识网络、组织内研发者合作网络、组织间研发者合作网络，以及组织合作网络，从关系、结构和位置嵌入性的维度，逐一评述多重网络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最后总结了研究结论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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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产业界知识转移国际研究的热点主题和研究前沿——基于2010—2021年国际文献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张寒, 孟宪飞

2022, 43(10): 103-122.

摘要 ( 47 )

为解析大学—产业界知识转移国际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知识脉络，以 2010—2021 年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发表的 2 038 篇国际文献为数据池，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绘制了关键词和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科学文本分析。研究得出，国际产学知识转移研究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特点，其中最显著的研究热点是校企合作、学术创业、学术专利技术转移组织机构。根据核心文献的研究内容，将研究前沿分为个体、组织、大学、理论和系统等五个维度。结合被引频次及引用折线图的历史趋势，总结出研究前沿的四种类型：I 型为稳定发展型（TTO 绩效评价、三螺旋理论）；II 型为激进发展型（学术参与、个体特征、TTO 组织特征、吸收理论、学术研究与商业化的关系）；III 型为波动发展型（学术创业、大学衍生能力、衍生企业）和 IV 型为转弱型研究前沿（学术研究与行业发展）。探寻国际产学知识转移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趋势，对提高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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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企业在发达市场的合法化演化机理研究——基于资源拼凑视角

张媛, 孙新波, 何建笃, 钱雨

2022, 43(10): 123-142.

摘要 ( 45 )

多重劣势影响下，新兴市场创业企业在发达市场面临严峻的组织合法性问题，企业在发达市场的组织合法性获取及其演化机理尚待深入研究。以 TTF 高级珠宝企业为典型案例，剖析新兴市场国际创业企业通过资源拼凑获取合法性的内在机理，并构建新兴市场国际创业企业在发达市场合法化的动态演化模型。研究发现：在国际创业不同阶段，企业通过搜寻和匹配适当的资源和拼凑方式来满足不同维度合法性的获得，企业资源拼凑方式和合法性演化呈现动态匹配过程；随着国际创业的深入，资源拼凑方式从手段导向型拼凑为主逐渐转向网络型资源拼凑，依次获得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前期合法性的获取为后期资源的撬动和合法性的获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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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奏之美：母子公司知识距离与知识耦合适配对子公司迭代创新的影响

侯佳雯, 陈怀超

2022, 43(10): 143-163.

摘要 ( 37 )

“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不变的创新”。迭代创新作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全新的整合型创新模式，需要充足的知识资源做强大后盾。由于母子公司在知识积累和知识储备方面的差异使二者存在知识距离，子公司能够基于知识势差与母公司进行知识耦合从而获取知识并开展创新活动。依据资源协奏理论，资源需要借助合适的配置方式才能实现更好的产出。那么在不同类型的知识距离下，采取什么样的知识耦合方式更为有效？以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迭代式创新理论、知识位势理论和资源协奏理论，依据 496 份子公司调研样本，探究母子公司知识距离与知识耦合及二者的适配关系对子公司迭代创新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母子公司之间的知识宽度距离和知识深度距离均能够积极推动子公司的迭代创新活动；子公司与母公司进行替代性知识耦合和互补性知识耦合对子公司迭代创新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两种知识距离与两种知识耦合的适配组合中，知识宽度距离与互补性知识耦合的适配组合更有利于子公司迭代创新，而知识深度距离与替代性知识耦合的适配组合更有利于子公司迭代创新。在知识距离与知识耦合的适配组合影响子公司迭代创新的过程中，契约控制存在差异化的非线性调节作用，信任控制则发挥了正向的线性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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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资助、合作网络与科研产出：学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

苏依依, 张铮煌, 苏涛永, 魏雪晴

2022, 43(10): 164-177.

摘要 ( 47 )

利用 2007—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国自科）基金委指定的 22 本管理科学 A 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 46 991 篇论文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比较学者在“获得科学基金资助”和“未获得科学基金资助”两种情形下的科研产出差异，探究科学基金资助对合作网络和科研产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国自科基金资助不仅对科研产出具有直接影响，还通过促进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进提升学者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来影响科研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国自科基金更能促进青年学者和“211”高校的科研人员获取结构性社会资本；而对不同科研基础学者的提升作用是普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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