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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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洪宇

2021, 42(11): 3-19.

摘要 ( 104 )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趋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评价体系进行研究，既是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快推进制造业结构改善、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绿色发展为驱动的中国制造业结构改善带动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利用灰色综合评价模型对2014—2018年全国制造业省域数据进行分析，测度双循环格局发展、绿色发展规模、制造业结构改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水平，对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进行探讨，结论如下：第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结构改善促进了高质量发展，并且绿色发展规模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二，“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推进对中国制造业结构改善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激励作用；第三，中介变量绿色发展规模存在双门槛效应，边际效应呈现“U”型趋势，即绿色发展规模低于门槛值，会抑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若跨越门槛值，绿色发展规模则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策含义为：绿色发展引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数量（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当前应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造制造业绿色发展环境，跨越短期绿色发展规模门槛，向长期绿色发展迈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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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双重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张修凡范德成

2021, 42(11): 20-38.

摘要 ( 68 )

引入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作为双重中介变量，收集我国2013—2019年试点市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的推行能够提高碳减排效率；（2）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中介效应间接对碳减排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影响存在门槛效应；（3）“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介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并未直接调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与碳减排效率间的关系。（4）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及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减排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提高碳减排效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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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抑扬结合”的特征及对创新激励绩效的影响——基于“扶持性”和“准入性”政策视角

王溪熊勇清

2021, 42(11): 39-55.

摘要 ( 38 )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创新发展既需要“扶持性”政策激励，又需要“准入性”政策约束。采用中国114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扶持性”政策、“准入性”政策以及这两类政策交互作用对新能源车企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同示范推广阶段与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有效地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抑扬结合”匹配。结果发现，要有效提升新能源车企的技术创新水平，应实现“扶持性”政策与“准入性”政策科学合理的“抑扬结合”，这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实施及持续优化的核心。随着产业的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抑扬结合”应逐步实现由较为分散的“低耦合协调”向紧密协调的“高耦合协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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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会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吗？——基于微观创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谢斌许治陈朝月吴辉凡

2021, 42(11): 56-76.

摘要 ( 65 )

通过精准有效的激励政策扭转企业创新行为应用型倾向是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将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纳入企业创新战略决策流程的“触发—评估—决策”分析框架，理解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力度—模式—持续性”对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以2011—2014年间23 40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力度越大，企业进行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越强，并且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程度高于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其次，从政策模式而言，普惠型政策、选择性政策和自由裁量型政策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其中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顺序为普惠型最佳，自由裁量型次之，选择型最弱。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顺序为普惠型最佳，选择型次之，自由裁量型最弱。第三，从补贴持续性而言，政策持续性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程度高于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而言，政策力度、政策模式和政策持续性均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可行性评估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自由裁量型政策可以通过创新紧迫性评估和可行性评估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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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湾区科技主体间专利转让网络结构演化对比研究

何喜军吴爽爽才久然武玉英

2021, 42(11): 77-95.

摘要 ( 30 )

分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GBA）和旧金山湾区（SFBA）科技主体间专利转让网络并探测最大连通子图（PTN-S-M），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及Pearson相关分析，对比中美湾区专利转让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结果发现：（1）相比SFBA，GBA的转让网络中，主体规模增长快速，但主体间转让关系的稳定性、开放性和持续性均不高，主体间专利转让活跃度较低；（2） SFBA 的专利转让网络中核心主体间形成了强强联合结构，GBA 的网络中则形成了以核心主体为中心的星型结构，强强联合态势不明显；（3）相比SFBA，GBA网络中核心主体的演化稳定性较低，说明核心主体进入和退出网络的行为频繁，竞争更激烈；（4） GBA网络中核心主体多位于广佛深莞，香港地区的科技主体在转让网络中的作用较弱，各城市科技主体在专利转让网络中的作用存在差异性和不平衡性；（5） GBA网络中高科技企业和运营类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专利转让的活跃度不高；（6） GBA网络中形成了由“科技中介”驱动的专利转让模式，SFBA网络中形成了由“金融中介”驱动的专利转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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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微观影响机理——以产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为例

宣旸, 张万里

2021, 42(11): 96-119.

摘要 ( 32 )

基于我国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提出的智能化相关试点项目，使用中国2009—2018年上市A股非金融类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分析我国相关智能化政策能否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和盈利能力，并加入滞后项分析智能化的长期影响，最终引入要素密集度、所有权结构和研发密度分析不同异质性的差异。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智能化提升我国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不显著；（2）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动态性和滞后性，即智能化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作用为先递减再增加再递减，而在第二年才对盈利能力发挥作用，并呈递增趋势；（3）不同企业异质性条件下智能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智能化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显著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智能化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虽然小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但显著性最高。国有企业智能化对产能利用率和总资产报酬率的作用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智能化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不显著，而低技术企业的劳动力替代和互补效应最明显，因此低技术企业智能化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最大，显著性最高。高技术行业智能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正向作用最大，低技术行业的正向作用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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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准自然实验

张树山, 胡化广, 孙磊, 张雷

2021, 42(11): 120-136.

摘要 ( 140 )

在技术飞速革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智能制造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和主导力量，然而制造企业
智能化转型的收益与成本风险并存，因而导致许多企业面临转或不转的两难困境。因此，从定量角度厘清智能制造的
经济后果，剖析智能制造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对于指导企业管理实践，加速智能化转型进程意义重大。从微观层面
的经济效益切入，基于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结
合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智能制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分析了试点政策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结果表
明：智能制造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动态效应估计的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需要一年后才
能发挥出对绩效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渐增大。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
明，智能制造通过经营成本渠道、创新投入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提高了企业绩效。试点政策具有行业内溢出效应，试
点企业确立后同行业内非试点企业的绩效水平显著提高，且试点企业数量越多，绩效提升越明显。最后基于以上结论
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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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互能力的构成要素探索及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腾讯公司的纵向案例分析

孙璐, 蓝春娣, 陶福平

2021, 42(11): 137-159.

摘要 ( 73 )

基于信息交互能力的现有研究，尝试揭示信息交互能力构成要素及其形成机理，解析互联网企业的新型企业能力和竞争优势来源，进一步完善信息交互能力的理论研究。首先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多次深度访谈，将互联网企业的信息交互能力构成要素提炼归纳为自知力、同理力、变易力和生态力；接下来，为了探究信息交互能力形成机理，根据典型的标志事件将腾讯的成长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转型期和二次腾飞期，进而展开纵向案例分析。结果发现，腾讯公司的信息交互能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比较强大的信息交互能力。而在每个发展阶段，其信息交互能力表现出的特点、内部构成的强弱、起到的作用既有相似，又有不同。总的来说，自知力和同理力是信息交互能力的基础，变易力是信息交互能力的核心，生态力是信息交互能力的方向和指引，四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信息交互能力变化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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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组织中成员间互惠替代学习对企业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

周舜怡, 苏中兴, 闫佳祺, 钱雨

2021, 42(11): 158-177.

摘要 ( 74 )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通过构建柔性组织整合更多资源以实现价值共创。以往团队学习到企业价值创造的路径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柔性组织情境，新情境下的形成机制和实现路径并未得到充分探讨。鉴于此，基于组织知识创造理论，探究了柔性组织情境中互惠替代学习对企业价值共创的影响效果，并挖掘了其中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对山东、江苏和广东等地27家中大型私营企业的多时点、多来源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柔性组织中，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对企业价值共创有正向的影响，非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对企业价值共创有负向的影响；隐性知识获取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正向促进隐性知识获取进而促进企业价值共创，而非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负向影响隐性知识获取进而抑制企业价值共创；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在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与隐性知识获取间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然而在非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与隐性知识获取间的消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角色压力在对称性互惠替代学习与隐性知识获取间的积极影响中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在非对称性互惠
替代学习与隐性知识获取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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