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从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TOPSIS、

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时空演进特征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观

测期内，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稳步增长，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态势；（2）我国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总体差异较为稳定，区域间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的省份间异质性，区域内差异呈现“东部＞西部＞中部＞

东北”的格局，区域间差异是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3）从时空演变特征来看，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呈梯度

上升趋势，虹吸效应与辐射带动效应并存，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针对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发挥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的合力，从构成要素角度发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聚焦区域联动强化辐射带动；（3）锻

长板、补短板，分区施策，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新型举国体制下的重要科研机构，承担着提升关键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

命。现有文献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关注还不够，更少有研究剖析不同类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差异化运行机制及培育成长的

过程机理。研究立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形势，借鉴协同创新理论，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八个典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研究对

象，从组建方式、管理机制、资金运营模式、成果转化模式等多维度深度剖析，提出了“聚合—孵化”型、“独立—协作”型、“引领—

反哺”型、“开放—共创”型四种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模式，探究了不同科研组织模式下成果转化机制存在的差异，凝练了不同

类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价值实现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多元创新主体通过优

势互补实现价值共创，以机制创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通发展，从而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化。

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已成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关键议题。推动这一路径的实施关键在于依托新型产业能力形成产业先发优势。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能力跃迁

视角出发，探究如何以企业为主体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能力体系。研究在批判性回顾未来产业、产业追赶和组

织能力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场景驱动创新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产业先导能力这一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产

业能力概念。依托未来产业场景构建的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是产业先导能力的组织基础，产业先导能力引领未来产业发

展的机制则在于以“人智场”飞轮效应形成的“内循环”带动产业能力体系重塑的“外循环”。研究从理论上明确了超前布

局未来产业所需要的产业能力基础，也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打造新支柱产业提供管理理论和

实践决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其发展仍面临着要素供给碎片化、要素组合松散和技术转化率低

等结构性挑战。作为连接政府、产业与学术系统的中介性创新组织，科技社团在要素整合、技术创新与价值转化中具有独特

的制度优势，但现有研究缺乏其对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机理与动态机制的系统阐述。为此，以“科技社团如何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为核心问题，采用多案例扎根研究方法，选取20家国家级科技社团对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结

构化归纳分析。结果发现：第一，科技社团基于其公共性、共创性与规范性，在赋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依次扮演了资源聚合

者、资源重组者与价值转化者的角色，形成了“资源组织—能力编排—价值释放”的组织逻辑，构建了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制

度化中介机制。第二，科技社团赋能新质生产力遵循“关键能力—资源行动—阶段目标”的内在演进逻辑。其通过培育整合

能力、创新能力与协同能力，驱动资源编排行动，实现从资源聚合、能力生成到价值释放的阶段跃迁，形成多维度、层次化的

赋能机制。第三，科技社团通过贯通“供给—组合—释放”的全链条资源编排，实现了对要素供给碎片化、要素组合松散与技

术转化率低等困境的系统性回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科技社团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其在生产力跃迁

中的作用逻辑与价值贡献。

在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社团逐渐成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以美国AI发展

为例，旨在揭示科技社团在知识生产、资源配置、制度建构与网络联结中的作用机制。首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AAAI、

IEEE、ACM等组织的实践作为典型案例，并结合文献分析与二手数据，系统梳理科技社团推动AI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关

键路径。进一步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知识—资源—制度—网络”四维协同逻辑，进行了理论抽象与学理升华。结果发

现：（1）科技社团在知识层面通过会议、期刊、竞赛等机制推动知识聚合与扩散，加快了学术成果转化；（2）在资源层面通过培

训、孵化与咨询，提升了人才流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3）在制度层面通过制定标准与伦理规范，形成产业共识与治理框架；

（4）在网络层面通过跨界交流与桥接，促进多方互动与协同创新。基于此，提出“知识—资源—制度—网络”四维协同机制模

型，揭示了知识赋能资源、资源依赖制度、制度嵌入网络、网络反哺知识的动态循环逻辑。

美国化学会的伦理准则从1965年的《化学家信条》到2019年修订的《化学专业人士行为准则》，其内容不断回应社会需

求，形成了一套兼具理想性与操作性的伦理体系。美国化学会发布的一系列包含伦理内容的相关文件都对其伦理准则进行

了有力补充和支撑。英国、德国等国家化学会的伦理准则与美国化学会伦理准则在对成员约束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美

国化学会伦理准则在为当前伦理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上存在一定不足，化学公司的经济利益与公众对健康和环境的关切仍存

在冲突。基于对美国化学会伦理准则的批判性分析，中国在构建自主化学伦理准则时，应立足“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推动

伦理准则从“软性指导”向“刚性约束”转型，强化环境责任与伦理文化建设，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引领性的化学伦理准则

体系，实现对美国准则的超越并为全球化学伦理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半导体企业是国之重器，其发展目前正面临着“卡脖子”难题。半导体企业能否实现颠覆性创新以突破困境关乎着社会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以2017—2021年中国33家半导体上市公司的165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使用动态QCA方法从“企业—

政府—市场”多主体角度出发探讨半导体企业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具体路径。结果发现，单一因素不构成半导体企业实现

高水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半导体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受到企业、政府和市场环境的共同影响。半导体企业有2种实

现高水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组态和5种非高水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组态。实现高水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2个组态分别为，

“政府事前支持与市场环境”驱动下的传统企业研发型创新和“政府全流程支持与市场环境”驱动下的研发型创新。

服务型制造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有关制造企业应如何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务尚有待剖析。为此，引

入服务型制造生命周期概念，探究在服务型制造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下，企业技术能力与服务能力进行有效匹配，进而实现

高企业绩效的条件组态。以53家上市的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引致

服务型制造企业高绩效的技术能力与服务能力组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能力和服务能力之间既可表现为相互替代，也

可表现为相互协同，这取决于企业服务型制造业务发展的成熟度。具体而言，在发展初期，提升技术能力不能与开发高阶服

务能力相共存；在发展后期，企业既需要培育其高阶服务能力以获取服务价值增值，也需要强化其高阶技术能力以开发具有

高性价比的定制化产品。

水电工程行业国际竞争聚焦于水电工程技术标准国际竞争优势的实现。研究基于战略行动场域理论，以美国水电工程

行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索关键竞争主体的技术标准国际竞争优势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市场与社区逻辑驱动下，美

国水电工程行业的技术标准国际竞争经历“事实标准国际化—国家标准体系化—国家标准国际化”的模式进阶；关键竞争主

体利用知识生产与场域延展两类机制实现竞争胜出，知识生产确保美国水电工程行业在技术维度实现竞争优势，场域延展通

过构建依次嵌套的国家、行业及项目场域在制度维度实现生态优势，两类机制协同最终实现美国水电工程技术标准的国际竞

争优势。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在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提高政策的公平性和效率，管理机构规范并加

强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监管，取消不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利用

不同省份首次取消辖区内高企资格事件的时间差异，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实证检验了取消高企资

格对其他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取消高企资格显著促进了其他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尤

其表现在实质性创新的增长，而非策略性创新的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取消高企资格能够促使其他高新技术企业规范其

创新行为，从而进一步推动实质性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取消高企资格对其他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

有、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此外，取消高企资格不仅促进了其他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质性

创新，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经济绩效。最后，文章进一步将数据扩展至2023年进行拓展分析，发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取消高企资格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但对特定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企业披露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报告应中肯、客观地表述企业的正面影响

和履责不足之处，但管理者往往为迎合公众的ESG期望可能会隐瞒潜在的负面信息或过度渲染正面成果，从而引发“漂绿”

行为。高管激励机制能够通过薪酬或股权激励计划提升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主人翁”意识，从而使管理者与企业的

目标趋于一致，做出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决策，抑制管理层的“漂绿”行为。以2011—2022年中国A股公司为研究样

本，检验不同高管激励制度与企业“漂绿”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双重激励会对企业“漂绿”行为产生不同影响效果，

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漂绿”行为，促进ESG报告质量的提升；而薪酬激励却会使企业引发“漂绿”行为。进一步研究

发现，管理层短视主义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ESG“漂绿”行为的正相

关关系，负向调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漂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立足于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两类激励机制，整

合并探索了其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的不同效果，为ESG报告象征性、虚假性披露等典型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同时还

在实践层面为企业科学设计激励计划带来积极启发。

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漂绿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企业如何策略性调整其ESG漂绿行为尚缺乏充分探讨。基于财务目标和ESG要素密切关联的理

论逻辑，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务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性对企业ESG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

发现，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性与企业ESG漂绿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绩效期望落差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ESG漂绿程

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对合法性压力的敏感性和管理层机会主义倾向会使

上述U型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而绿色投资者监督和冗余资源则会使上述U型曲线变得更加平缓。研究结果表明，持续性的绩

效期望落差会触发企业ESG行为选择从真善战略切换到伪善策略的开关，揭示了“穷则独善其身”和“穷则伪善其身”的双重

内涵，不仅拓展了绩效反馈理论的应用场景，也为深入理解ESG理念加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背景下的企业行为和策略选

择提供了新的见解。

在企业价值共创型会议中，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启迪思维，促进高质量的决策，但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对

于企业价值共创型会议的形成路径与机理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基于此，研究对部分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进行深入访谈，通过程

序化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企业价值共创型会议的形成路径，分析路径机理。研究发现，企业价值共创型会议可细分为三个

子型，分别是：（1）为纠正企业中愿景偏离的行为，管理者选择召开会议与员工进行观念碰撞，以修正员工的错误认知，进而通

过情感唤醒的方式，促进员工从认知上达成愿景共识，形成愿景共识型价值共创会议；（2）管理者为了对企业的能力进行重

塑，召开会议与员工开展创意拼凑，而同群效应会进一步催化这一过程，助推形成可与企业业务耦合的新创意，由此形成创意

激发型价值共创会议；（3）管理者识别出企业痛点问题，进而召开会议与员工快速分析诱因，商讨出相应的对策，由此形成问

题响应型价值共创会议。在此基础上，对价值共创型会议三种子型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比较，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