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能源汽车“补贴型”政策发展瓶颈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引入并有效实施“非补贴型”政策，充分激励起车企的高 水平创新与创新绩效实现至关重要。首先对创新层次新能源汽车“非补贴型”政策的工具选择（市场准入、“双积分”、政 府采购）与作用机理进行了阐述，进一步基于产业组织中的 S-C-P 范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能源车企创新实现框架。 结果显示，在前端 S-C 环节，以直接干预为代表的市场准入政策表现更好，更有利于促进车企的实质性创新行为；而间 接引导类的“双积分”政策与政府采购政策更容易偏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在后端 S-P 环节，政府采购政策对于车企创 新短期绩效的作用效果最好，市场准入政策与“双积分”政策则更有利于创新长期绩效的实现。在整体S-C-P框架中，车 企创新行为（C）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政策效果从前端创新行为向后端创新绩效的传递效率还偏低。此外，政策协同作 用显示，3项政策的“1+1+1”组合效果还并不明显。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朝“非补贴”方向的调整是有效且十分必要 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不同类型政策创新效果的特征和侧重。

文章以我国 2011—2021 年颁布的专精特新政策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对我国各省份专精 特新政策的注意力及其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整体注意力的焦点为：总体目标层—创新环境营 造，重点任务层—经营管理，细化措施层—服务体系；第二，全国—地方的政策注意力具有较强的同构性。在技术纵向 深耕目标下，河南、安徽、甘肃等地与全国注意力分布相似，呈现轻技术创新和轻协作配套的特点；在市场横向拓展的目 标下，广东、江苏、福建等地与全国注意力分布同构，呈现出关注创建品牌、重视经营管理的特征；在创新环境营造的目 标下，地方均呈现关注组织保障的同构特征；第三，29 个省份的政策注意力差异性并存，在技术纵向深耕的目标下根据 差异可分为“重协作配套”“重技术创新”“重技术创新、协作配套”三个类别，在市场横向拓展的目标下，根据差异可以分 为“重创建品牌”“轻创建品牌”和“轻经营管理、轻创建品牌”三个类别，这也是各地政府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基础上， 根据资源禀赋进行调整的体现。

省（直辖市、自治区）实验室等高水平实验室是地方争创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重大探索。作为培育国家实验室“预 备队”的生力军，部分成效显著的高水平实验室成为首批挂牌国家实验室的承载单位。在首批国家实验室已挂牌十多 家、高水平实验室超百家的情境下，如何在新时期进行路径转换实现提质增效是全国各地高水平实验室面临的战略性 问题。基于此背景，以高水平实验室为研究对象，梳理国家“自上而下”探索建设试点国家实验室、地方“自下而上”争创 国家实验室“预备队”、“上下联动”组建首批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归纳高水平实验室建设中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实践、 创新及问题，并提出其在新时期建的策略：一是明确战略定位，形成战略→战术→产业导向型的“金字塔结构”高水平实 验室梯次发展体系；二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科学治理模式；三是加强实体建设，落实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地位，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四是从制度、基建、协同等维度，优化创新体系。

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是我国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效果低于预期目标，其原因主要在于各 成员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法人或非法人主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及其潜在的冲突制约了国家产业创新 中心的发展。为此，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竞合理论，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国家产业创新中 心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了重点剖析，将其归纳总结为协同性利益诉求、竞争性利益诉求、对立性利益诉求三 种类型，进而选择典型案例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案例验证，最后探讨了三类利益诉求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生存发展的 影响，并提出了实现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利益均衡的解决策略。

国家级高新区间协同创新网络的演化对打造跨区域的高新区协同创新共同体、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1—2020 年国家级高新区内上市企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构建我国东部国家级高新 区间协同创新网络，对其结构演化特征开展可视化分析；提出了邻近性、网络依赖性驱动国家级高新区间协同创新网络 演化的动力机制假说，并利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TERGM）进行了实证检 验。研究发现：东部的国家级高新区间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呈现多中心与社群化趋势，从以中关村—广州高新区为中心 的“双子星”结构，演变为以中关村、上海张江、广州—深圳高新区为多中心的三大社群。在东部的国家级高新区间协同 创新网络演化动力机制检验中，邻近性中的地理邻近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制度邻近性的影响却始终不显著；网络依 赖性中的偏好依附性、连通性、传递闭合性均影响显著；协同创新网络演化动力机制具有阶段性转换特征，即由网络形 成期的地理邻近性、偏好依附性过渡为网络成长期的连通性与三元闭合性等网络结构层次上的网络依赖性。

创新是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我国68个低碳试点城市为样本，运用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创新能力提升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 不存在导致城市高创新能力和非高创新能力的单 一必要条件。（2） 技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基础设施对实现城市高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低碳城市高创 新能力的驱动路径有 5 条，分别为“企业—智力—设施驱动型”、“主体—智力—设施均衡驱动型”、“资金—设施—主体 均衡驱动型”、“资源—环境均衡驱动型”和“资源—设施—主体驱动型”。而导致低碳城市非高创新能力的路径有 5 条， 其中非高知识创新主体和非高创新资源是导致非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3） 城市高创新能力和非高创新能力的前因 条件呈现出非对称性特征，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路径提高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论证理论与文化共鸣视角，通过整合文本分析、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 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创业叙事微观层面论点主张及其论证策略对投资者共鸣的组态效应。结果发现，单个论点主张或论 证策略并不构成高投资者共鸣的必要条件；“业绩团队继往开来”型叙事、“团队主导论证分明”型叙事和“使命前景时间 互文”型叙事是能够激发高投资者共鸣的3类创业叙事；高投资者共鸣的所有组态都包含团队导向主张与更加侧重企业 发展的现状论证，故高素质创业团队在激发高投资者共鸣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而合理创业叙事实质上是创业者基 于新创企业的发展情况与经营实践，有效配置论点主张的结果。

用户创业是发挥普通民众集体智慧，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实践。然而，用户创 新者受限于自身资源禀赋，且通常不具备有效开发资源的能力，因此往往止步于创新阶段，无法实现从用户创新向用户 创业的转化。基于此背景，运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 3 家用户创业企业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剖析用户创业者在 不同创业阶段的资源开发活动，揭示用户创业资源开发能力的生成机理。结果发现：（1） 用户创业资源开发能力的生 成遵循“创新驱动—资源编排—能力生成”的逻辑机制；（2） 用户创业资源开发能力的生成呈现动态演进特征，会伴随 创业阶段的演进先后生成资源协奏能力、资源拼凑能力和资源延拓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用户创业资源开发能力 的理论模型，剖析了用户创业资源开发能力的生成和演化路径。

以2011—2018年中国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考察创 新持续性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和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民营创业企业绩效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持续性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 断裂带正向调节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创业企业绩效、以及创新持续性对民营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具体而言，高管 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创业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创新持续性对 民营创业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持续性的中介作用和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调节效应在制造业 民营创业企业和规模较小民营创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论，进一步从数字普惠金融、持续开展创新活动以及 高管团队断裂带优化方面提出提升民营创业企业绩效的实践建议。

如何在国外领先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突破“卡脖子”困境，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中国科技领军企业面临 的重要问题。基于扎根理论，以华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对科技领军企业遭遇“卡脖子”情境的根 本动因、阶段特征、突围方式和突破结果进行探索，复盘刻画“卡脖子”情境下科技领军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路径。研究 发现：第一，“卡脖子”情境触发科技领军企业通过组织动态演化、价值网络创新和技术范式变革协同演进，经历萌芽期、 发展期、壮大期、扩张期持续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第二，“卡脖子”的实质绝非停留在关键核心技术之战，而已演变为创 新生态系统之争；第三，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外领先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创新生态位的变化符合“系统外 围→系统次外围→趋向系统核心（占据战略生态位）→系统核心（占据关键结构洞）”的发展逻辑，物种属性的蜕变符合 “低级（寄生）创新物种→中级（共生）创新物种→高级（竞争）创新物种→顶级（主导）创新物种”的进化过程；第四，“卡脖 子”情境可被部署在创新链（上游/下游）、采用链和创新生存资源三个方面（四个层次），科技领军企业可以通过自创生 态替代物种、培育生态替代种群、自创创新生态系统、创建生态突围种群的方式，对应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互补技术、原 创技术和技术应用场景。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重点考察科技型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内部创业行为的跨层影响，引 入内、外工作动机作为中介变量，职业前景感知作为调节变量。利用团队负责人—成员配对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 行检验。结果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内部创业行为有正向影响；内、外在动机分别在上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职业前景感知不仅在内、外在动机和员工内部创业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而且调节内、外在动机在高绩效工作系统 和员工内部创业之间的中介效应；当职业前景感知处于较高水平时，内、外在动机和员工内部创业行为的正向关系越 强，内、外在动机起到的中介作用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