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动力。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的内涵特征，剖析区域协同创新的主体协

同驱动机制、创新要素协同机制、产业分工协作机制和政策引导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揭示区域协同创

新演化的内在逻辑。在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开展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测度分析，结果表明，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稳步增长，整体协同趋势良好，但仍存在多元创新主体合力不足、区际创新资源布局不均衡、

产业链创新链对接不紧密、体制机制仍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为此，建议从强化分工协作、加快共享互通、加强四链融合、

推进制度创新等方面推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创新发展。

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协同创新共同体以科技创新为主要纽带，遵循科技创新

的基本逻辑，紧密依附于区域创新体系。从理论探索出发，分析了建设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基本逻辑，提出了主建型和主战

型创新组织及相互耦合机制。随后，总结了京津冀三地创新链及产业链布局特点，以及当前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成效和

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促进创新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为主线，注重北京的创新能力建设和区域创新生态打造，在

京津冀区域构建分工合理的网络格局并建立三地联结机制，打造“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的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推

动京津冀走向更高水平协同创新的发展道路。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部署，科技创新政策被视为夯实科技强国基础的重

要抓手。基于京、津、冀三省市的平行关系，评估三地的科技创新政策协同，对各地遵循、完善京津冀区域创新一体化具有

重要意义。根据政策演进时期划分为起步探索阶段、逐步推进阶段、全面深化阶段，从省际平行视角出发构建“政策内容—

政策工具—政策评价”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方法与内容分析法对2014—2023年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文本进行收集梳

理，提取政策协同文本主题词以构建政策评估变量体系，基于PMC指数模型对三省市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量化分

析，明确三阶段创新政策协同内容焦点。结果发现：从政策工具来看，整体使用情况呈现“需求型政策<供给型政策<环境型

政策”的特征；从政策评价来看，本研究所选取的130项政策中，1项政策等级为优秀，106项政策等级为良好，23项政策等级

为可接受。基于此，针对现阶段的政策内容重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创新一

体化提供参考。

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如何驱动创新网络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北京、天津及河北11个设区市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社会网络法分析京津冀创新网络发展现状，结果显示京津冀创新网

络关联性愈发紧密，但内部发展极不均衡，北京、天津处于核心，石家庄、唐山处于次核心，其他城市位于边缘，京津之间以

及与河北省各地区之间创新联系较为紧密，但河北省内部创新关联性较低。接着，采用fsQCA方法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京津

冀创新网络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规模水平、数字应用水平、数字研发环境之间存在联动匹配的多

重并发因果关系，识别出引致高中心度的组态，数字基础设施在每种组态中均是核心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规模水平、

数字研发环境缺失是导致低中心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创新网络发展的数字化路径。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坚持以开放合作姿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

选择。因此，系统性回顾全球创新网络研究的发展历程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研究基于中外高水平期刊论文的文

献计量分析，探讨全球创新网络的概念基础、模式框架与演进路径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发现，全球创新网

络研究呈现多主题协同演进的特征，诸如国际研发合作、全球创新与区域发展协同、跨国知识流动、全球创新与价值链

等主题持续获得关注。研究结果揭示了新形势下全球创新网络热点研究方向及发展趋势，为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的科技

创新合作与突破提供重要参考。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产业创新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力。通过对国内外现有

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基础与技术范式—行为角色与创新网络—外部环境”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

了数字技术驱动下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内涵、关键机制及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改变知识流动和知识

创造模式，推动产业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进而影响产业创新绩效和竞争格局。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产业创新系

统的外部环境提出了新的适应性要求，包括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机制的互动调适，以及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在数字技术

背景下的重塑。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追赶、创新生态构建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机制。产业实

践方面，应逐步采用更加迭代与开放的创新模式，并优化资源配置策略；政策制定则需构建适应性强、兼顾数字包容性

的监管体系与基础设施。

如何打破“创新泡沫”、防范企业策略性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铸造科技强国的重要议题。产业政策是企业策略性

创新行为的主要诱因之一，企业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投向风险低、周期短的渐进性创新活动是策略性创新行为的主要形式之

一。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渐进性创新占比的影响。结

果发现：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数量提升的同时，诱发了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使企业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投向渐进性创

新活动。政府补贴通过发挥资源属性作用和对外传递积极信号提升企业创新数量，但“自利动机”和“迎合压力”机制却提

升了企业渐进性创新占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相对较低地区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强，对媒体监督弱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企业的渐进性创新占比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技术颠覆了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数字化转型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创新性地构建了城市金融科技与制造

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结果发现：地方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维度的内生性处理和

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可以推动制造业数字技术创新，但金融科技发展并未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竞争性挤出，而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强化财政协同激励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

金融科技对促进东部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非“专精特新”企业、非创业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为显著。此

外，产融结合、金融监管和产学研合作可以放大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国内外学者针对在位企业、进入企业以及突破性创新展开了广泛研究，但因实证研究理论视角、样本及方法等差异尚

未形成一致的论点，尤其缺乏系统性综述研究。为此，采用元分析法，选取2001—2022年国内外管理学主流期刊发表的141

篇文章为样本，以在位企业与进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组织、资源能力、外部环境、网络以及战略等维度对突破性创新的驱

动因素进行整合分析。结果表明，上述5个维度下20项驱动因素除了创业导向对在位企业突破性创新无显著影响，其他因

素对在位企业与进入企业突破性创新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无论是在位企业，还是进入企业，知识搜索能力、技术动荡性

和组织学习相较于同一维度下的其他因素对突破性创新影响最为显著；相较于在位企业，网络关系质量、政策扶植、创业导

向等对进入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进入企业，研发投入、节点互补性、市场导向等对在位企业突破性创新

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行业类型起到调节作用，对于在位企业，行业类型显著调节企业绩效、网络关系质量、竞争强度、技

术动荡性、市场动荡性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进入企业，行业类型显著调节企业绩效、环境动荡性、政策扶植、市

场导向与突破性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复杂动荡的代际技术变革期，在位企业需同时面对并解决“资源、能力悖论”“代际技术平衡与转换”“市场竞争

优势保持”三重困境。而“代际知识桥”作为在位企业跨代技术研发中生成的区别于新进入企业的独特“资源禀赋”，能

否成为在位企业破解新旧技术发展冲突、实现技术跃迁升级，进而成功实施桥连式技术反攻战略的“资源基础”，亟待在

中国情境下对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基于“资源—能力—绩效”研究范式，以在中国汽车行业从事整车制造的64家在位

企业为被试，对其 2009—2019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发现：隐性代际知识桥与显性代际知识桥对在位汽车

企业新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双元创新互补性与双元创新平衡性在隐性代际知识桥与显性代际知识桥

促进在位汽车企业新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时，均可发挥中介作用，但二者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不同；旧技术创新绩效既会

弱化双元创新互补性对在位汽车企业新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积极作用，也会弱化双元创新平衡性对在位汽车企业新技

术创新绩效提升的抑制性。研究结论从知识管理、组织双元创新视角明确了“代际知识桥”提升在位汽车企业新技术创

新绩效的作用发生机制，可为在位汽车企业利用代际产品实现技术反攻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动态能力是数字赋能的理论基础，借助数字赋能，企业感知、获取以及转化能力得以跃升，进一步重塑技术边界并深

刻影响创新选择。基于世界银行权威机构调查数据，将企业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技术类别和价值贡献，分别表征

企业双元创新的宽度和深度，检验了数字赋能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动态能力机制。结果发现：人均软硬件数

字资本越多的企业，选择多样技术创新的概率越大，其技术创新的价值贡献也更高，在控制内生性、排除核心变量测度偏误

后，该结论始终稳健显著；说明数字赋能既拓展双元创新的宽度，也增强双元创新的深度，推动企业夯实了“技术壕沟”。检

验机制发现，数字赋能通过助力企业及时响应供需市场、深度嵌入业务流程以及强力促进研发知识吸收共享三类动态能力

机制，推动了企业多样创新和深度创新。此外，数字赋能对于数字需求足迹企业双元创新更显著，说明数字要素供需匹配

是数字赋能创新的关键；企业规模负向调节了数字赋能对双元创新宽度和深度的影响，表明敏捷灵活的中小企业比组织惰

性的大企业更易借助数字赋能插上创新的“翅膀”。

创造性问题解决具有不可让渡的穿透力，它是促进组织发展的源泉和个体价值实现的关键途径，更是企业塑造竞

争优势的重要谱系和必要保障。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感知工作复杂性能够对创造性问题解决产生积极影响，也有文献显

示感知工作复杂性阻碍员工实现创造性问题解决。为了回应、澄清上述矛盾观点，深刻把握、凝练影响过程和整体图

景，以工作特征理论为上位理论，全新构建二者之间的条件过程作用模型。通过对多时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感知的

工作复杂性不仅对员工创造性问题解决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对批判性思维呈现倒U型影响作用；批判性思维显著影响

员工创造性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在感知的工作复杂性和员工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倒U型关系间起中介作用；成长需求强

度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具有启动效应，除了正向调节了感知的工作复杂性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问题解决之间的倒 U 型

关系，这种调节效应通过批判性思维的中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