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其一体化发展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系统探讨了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现实与理论基础，基于耦合协调理论构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识别框架和测度体系，运用

2017—202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显示：（1）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水平整体表现出

波动式上升的趋势，但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性偏差，表现出共振协同效应、共生协调效应、共享协作效

应；（2）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水平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由强到弱”的梯次分布，表现为科技企业引领型、高校

院所主导型、多元主体集聚型、产业发展支撑型、政策扶持倾向型、单一资源匮乏型等协作模式；（3）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水平显现出良好的演进态势，展现为领跑地区由“单核散点式”到“多核分布式”转化，且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地区具有明显优势。

科技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有效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需要遵循科技

创新与人才成长规律，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以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为对象，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法，系统梳理了不同创新主体在评价导向、分类评价、评价标准、评价

方法、结果运用方面的改革实践，并深入分析了人才评价改革的成效及其原因。结果发现，与评价标准相关的议题，如“破

四唯”、分类评价制度等，通过适当的“加法”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反，在结果运用方面，尤其是以过度使用人才称

号为核心的问题，若采取过多的“加法”措施，则会适得其反。最后，针对人才评价“破”“立”并举、评价结果运用等现实问题

提出管理启示。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三元系统耦合作用机理，构

建包含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个维度共21项指标的中国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

型对全国省际2010—2022年的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验证其时空演变规

律。研究发现：（1） 中国教育—科技—人才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向上转移倾向，实现了从颉颃阶段到磨合阶段的跨越。

然而，整体耦合协调发展尚未达到较优状态，人才要素是阻碍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短板；（2） 中国各区

域耦合协调度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但区域异质性依然突出，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梯队化空间分布格局。

（3） 东中部地区依托高协调度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形成“以点带面”的协同发展网络，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极化和两

极分化现象逐渐消失。为全面畅通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构建以人才

链为核心的“四链融合”生态，同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团体标准作为新型标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我国推进标准国际化赢得国际科技话语权的重要新生力量。在团体

标准发展数据分析、科技社团调研和国际知名科技社团相关数据梳理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对我

国科技社团团体标准国际化现实困境和国际知名科技社团团体标准国际化经验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对策建议。研究

发现，科技社团团体标准国际化存在社会对于团体标准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科技社团团体标准功能发挥不足、科技社团

与国际标准体系接轨程度不高等问题，国际科技社团在争夺国际标准制定权、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合作、推动团体标准成为

事实国际标准三个层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最后，从强化组织能力、深入社群融入、加强标准合作三个方面提出科技社团更

好推进团体标准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背景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运用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的方法系统考察

了科技社团与所主办科技期刊间的互动关系。有两点发现：一是初步验证了二者在学术传播、活力支撑与方向协同三个

维度上的紧密关联与共生效应。科技社团期刊有效承接了其成员单位大量的学术传播需求；科技社团成员单位亦深度参

与期刊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科技社团与科技期刊间表现出显著的研究方向协同。二是科技社团与科技期刊表现出组织

协同、资源共享、战略引领的互动模式，逐步实现了互动、驱动、共生的升级，最终形成以共同使命为纽带的“创新共同

体”，促进了学术创新、行业创新与全民创新生态的发展。这表明，科技社团与期刊的互动并非偶发或个案，而是具有可

复制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即通过结构化的资源整合与制度设计，构建使命导向的中介型创新共同体，有利于推动组

织能力升级与社会价值创造。

科技社团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研究认识到科技社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能够发挥独特功能，但具体

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揭示和实证检验。基于国家创新体系与敏捷治理理论，从“价值—组织—工具”维度构建了科技社团

服务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进行案例分析。结果发现：（1） 科技社团基于价值逻辑，围绕各

类会员的核心诉求开发精准化的服务产品，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会员服务会员”的原子化、持续化交互，构建了“泛会员”

的服务体系。（2） 科技社团基于组织逻辑，通过“协商共识—动态调适—考核激励”实现组织内部资源柔性配置，通过“需求

化感知—开源化链接—原子化协作”跨边界整合外部产学研资源，形成了“灵动性”的治理模式。（3） 科技社团基于工具逻

辑，构建覆盖会员服务、会议管理、成果评价、标准制定等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平台，通过数据沉淀与智能分析，形成会员需

求画像，驱动服务产品迭代升级，塑造了“数字化”的赋能格局。并且上述三方面在服务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相辅相成，

呈现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互动迭代状态。

国有企业中广泛存在高管决策偏离实质性创新的代理问题，在“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下，高管的决策动机被不

同类型的激励机制所影响，因此辨明各种激励机制对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果是解决国有企业创新代理问题的关键。基于代理

理论，使用2010—2019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国有企业实质性

创新存在倒U型影响，适当的政治晋升激励最有利于推进实质性创新，同时企业当地的腐败治理力度将对此起到强化作用。比

较而言，高管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以促进效应为主，并在企业当地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效果更加显著。

领先企业架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者，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现实可行性有待形成理论认识。以海尔卡奥斯及其赋能的制造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现实情境、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组织主导逻辑和资源行动层面驱动因素的综合影响。现实情境

驱动因素来源于技术实力、市场判断和制度环境层面，体现为工业互联网平台面临的技术领先性、共益价值主张和正式制

度型机会引导，以及制造企业面临的技术落后性、场景价值诉求和非正式制度型压力驱使。在现实情境驱动因素影响下，

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企业分别形成了基于创新扩散、学习吸收的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基于可持续型生态主义、经济型依

附主义的组织主导逻辑；以及基于开拓型、稳健型的资源行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沿着

“现实情境→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组织主导逻辑→资源行动”的传导路径发挥作用。根据双方面临的驱动因素特点，提

出供需对称概念，用以理论抽象与阐释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制造企业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制造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现实可行性，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通发展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深层次发展离不开数字网络与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以数字网络与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

型基础设施（简称“数字基建”）作为数字化时代重要生产资料，影响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因此，研究将“宽带

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方法实证检验“宽带中国”试

点政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经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考虑后依然成立；第二，结合企业所有权、企业生命周期和企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

策对非国有企业、成长和成熟期企业以及资本型和技术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

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改善、代理成本下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三重机制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领军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是一个由众多不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大型半递阶控制组织系统，科学合理地协调指挥众

多参与者是保证联合体顺畅运作的关键。从层次角度出发，将现有的创新联合体领导与协调指挥模式主要分为单中心星

型协调指挥模式、核心研发组织主导型协调指挥模式和无核心共识型协调指挥模式三类。通过对27篇案例样本的质性元

分析研究，结合中国国情，致力于回答如何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结果发现领军企业主导的

大型创新联合体组织单独使用上述3种协调指挥模式任何一种都很难奏效，无法同时兼顾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

新型合作研发逻辑，因此创新联合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单独或同时使用上述2种或3种模式。还考虑了网络的动态性影响，

并从过程的视角探讨了创新联合体构建、运作初期、中期、后期和结果分配5个主要环节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相应的协调指

挥模式，为领军企业主导的、多极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在联合体内的动态创新合作行为协调指挥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研究聚焦于包容型领导的不同维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分析创

新卷入的调节作用。在相关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包容型领导的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近性三个维度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研究假设，以及辨析了创新卷入的调节作用，通过对373份制造业企业实践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到

以下研究结论：包容型领导开放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开放性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过高或过低的开放性可能削弱转型效果；包容型领导有效性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创新卷入正向调节包容

型领导开放性和有效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须正确掌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及发展态势，因此构建具有统计监测功能的新质生

产力测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从生产力要素视角，构建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维

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2—2022年我国省域数据展开量化测度，使用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时

空演变特征和区域差异。结果发现：第一，新质生产力总水平及各维度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劳动者未能与劳动资料、劳

动对象形成同步增长，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瓶颈；第二，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阶梯状，按东部—中部—东

北—西部依次降低；第三，部分省份存在新质生产力各维度发展失衡现象，其优势和短板迥异；第四，省域新质生产力呈现

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

相对于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发展，我国科学共同体从形成到发展均起步较晚，同时在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建构方

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从以科学发展状况为划分依据的学院科学时代与“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以

社会“分层”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主动型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和以无私利性到多元利益考量的主体型科学共同体社会责

任体系三个维度全面分析西方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探讨三种划分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注重

政府引导、促进多元主体共治、加强内部治理的西方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的实践策略进行分析。同时，以中国古代、明

清到近代，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重要时间节点，梳理我国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的萌芽、缓慢发展、逐步

完善及优势凸显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基本特质。此外，探索我国科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构建的向度，即以正确的价值观

进行引领，推动科技向善发展及科学有效服务社会。最后，力图从政府和科学共同体自身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我国科

学共同体社会责任体系的建构与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