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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观点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
    赵剑波
    2020, 41(03): 3-16. 
    摘要 ( 203 )   PDF(803KB) ( 673 )  
    新科技革命对产业变革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各国普遍存在政策焦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足,对新科技革命的认知还存在误区。通过政策分析和文献综述,提出要正确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本质,尤其要把促进新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作为驱动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对于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能在核心技术尤其通用目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就能赢得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将形成这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并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重塑制造业的发展要素、生产体系、商业模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然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与障碍,融合实践进展缓慢。需要找准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关键,选择合适的发展范式和战略路径,积极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等多种不同的竞争性范式中,智能制造范式最具有包容性,工业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支撑智能制造的发展,以实体经济或者制造业为实施载体,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核心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与制造业发生深度融合,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促使制造业发展步入智能化阶段。智能制造范式代表了未来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发展方向,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等是推动新科技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智能制造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之一,融合的关键在于将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于制造业所有发展阶段、全生命周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联发展、同步发展。制造业企业、技术提供商和互联网企业是参与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角色,从分工来看,对于制造业企业,积极实施数字化技术改造;对于集成方案供应商,主动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对于互联网企业,帮助制造企业实施云平台布局。全球制造业正面临着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强烈愿望,我国要不断挖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通用目的属性,打造新一代智能制造模式,并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尽早形成主导应用。推进智能制造发展,需要保持高度战略定力,明确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目标、方针和路径;通过推广示范工程和示范项目建设,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及其融合;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制定相关行业标准,补齐行业短板,打造工业互联网体系;探索数据信息规范监管,规范网络平台治理问题,以及强化人文学科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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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战略与政策
    论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目标和政策工具——基于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
    田鑫
    2020, 41(03): 17-31. 
    摘要 ( 190 )   PDF(1155KB) ( 626 )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选择性产业政策”,倾向于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基于对日本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其产业政策已转型为“功能性产业政策”,政策目标在于创造条件提高产业竞争力,政府制定节能减排和产品性能的准入标准,但不代替企业选择技术路线。产业政策工具的设计基于市场机制,重视竞争,补贴消费环节和终端产品而非生产环节和厂商。补贴目录全国统一,保证外资公平参与竞争,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建议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回归到节能减排的根本目标,避免政府选择替代市场机制,政策补贴改为补助消费者而非厂商,统一全国新能源汽车目录,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政府、市场、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同合作的新型产业政策运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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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科技与创新
    创新平台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
    陈洪玮 王欢欢
    2020, 41(03): 32-46. 
    摘要 ( 125 )   PDF(922KB) ( 507 )  
    基于2013—2017 年我国29 省、市、自治区创新平台相关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函数、空间相关性分析、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创新平台发展进行了测度并研究了创新平台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 我国大多数地区创新平台发展协调度处于低水平协调阶段,各类平台之间拮抗发展,创新平台良好协调发展机制尚未成型;(2) 创新平台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高值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长三角地区中心腹地等,低值区主要在新疆等西部地区;(3) 创新平台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空间溢出效应,从溢出效应分解来看,直接(区内)溢出效果优于间接(区际)溢出;(4) 政府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负向调节创新平台发展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但随着政府支持强度的增加会削弱其负向调节效用。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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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战略与管理
    研发人员专业异质性与合作稳定性对企业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
    汤超颖 董品华
    2020, 41(03): 47-62. 
    摘要 ( 112 )   PDF(753KB) ( 505 )  
    二元创新平衡指企业同时从事探索式创新与挖掘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是企业长期竞争力的保障,挖掘式创新是企业从当前技术中赢利的保障,实现二元创新平衡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高效的学习有利于挖掘式创新,而多样化知识有助于探索式创新,研发人员的组织将影响企业同时实现高效学习与多样化知识的获取。基于四个高科技行业中76 家企业的专利数据分析,发现研发人员合作稳定性促进企业二元创新平衡;企业内部合作网络程度中心势负向调节研发人员专业异质性和二元平衡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研发人员管理与二元创新平衡理论,并就企业研发人员的组织管理实践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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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与创业
    私营企业家的身份体系如何影响创业导向?——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戴维奇 黄婷婷 傅颖
    2020, 41(03): 63-79. 
    摘要 ( 123 )   PDF(876KB) ( 560 )  
    创业导向是表征在位企业创业强度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成立6年内的东部地区私营企业为样本,整合社会身份和角色身份理论,探究企业创业导向的提升路径。考虑到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类型多样且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企业家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类型的匹配关系进行构型研究。研究发现:开发者角色身份是企业获得高水平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具有相同社会动机的企业家对企业创业导向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差异体现在核心角色身份的存在与否上;通过机会识别、开发来满足利他性社会动机的身份构型,能为社会创业者的动机提供新的解释。从个体身份视角探究企业家“社会动机+行为选择”机制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丰富了创业导向的前因研究,拓展了社会身份理论与角色身份理论在公司创业领域的应用,并为结合两类身份理论解释感兴趣现象的可行性提供了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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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
    “势不两立”还是“相得益彰”:领导下属正念一致性与创新绩效
    姚柱 罗瑾琏 张显春
    2020, 41(03): 80-93. 
    摘要 ( 145 )   PDF(967KB) ( 555 )  
    基于角色理论,从领导—下属正念一致性出发,探讨了其对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分析了工作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揭开了领导—下属正念一致性与员工创新绩效关系的“黑箱”。通过领导和下属配对的问卷收集方式,分2 个时间点收集了上海、合肥、长沙、深圳和武汉等地136 份领导数据和312 份员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1) 相较于“领导低—下属低”正念一致,在“领导高—下属高”正念一致的情况下,员工的创新绩效更高。(2) 相较于“领导高—下属低”正念不一致,在领导低—“下属高”正念不一致的情况下,员工的创新绩效更高。(3) 领导与下属的正念越一致,员工的创新绩效越高。(4) 员工工作幸福感在领导—下属正念一致性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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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
    王艳子 王聪荣
    2020, 41(03): 94-108. 
    摘要 ( 104 )   PDF(747KB) ( 517 )  
    在当今愈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领导者试图通过激发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以促进组织变革和创新。文章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究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391 份有效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自我牺牲型领导有助于激发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该过程受到员工工作投入的完全中介作用;员工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对工作投入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且对工作投入在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员工不确定性规避越低,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越强。研究结果从领导风格视角拓展了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预测变量范围,对领导者有效引导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轨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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